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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和酒楼,尤其是酒楼,宰得狠。去第一市场,自己买海鲜加工来吃是最划算的。”三亚的海鲜市场鲜明地分为三个层次:菜市、加工店,以及海鲜排档和酒楼,它们各自的顾客也在一天的不同时段中出没:早十点以前,拎着小手袋的本地人和长居客会出现在三亚渔港的海产码头。清晨出港的渔船上午回来卸货,那些档次一般但新鲜的鱼虾贝蟹刚从船上卸下,就被装在铁皮桶里就地摆卖,价格十分平易。比如带鱼,仅十三元一斤,而还在壳里蠕动的三分之一手掌大的小鲍鱼,摊贩告诉我是三元一个。白天,质量最好的海产品被厢式货车运往市内大小酒楼和海鲜排档。前者的主要客源是私人、高档旅游团和宴请,后者的客源则是有协议的旅游团和散客。初次来三亚的游客多半是在这两种地方消费,关于高价海鲜宰客的投诉也主要来源于此。傍晚,三亚最大的两个海鲜菜市场鸿港市场和第一市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除了下班买菜的居民,这里还供应附近几条饮食街的全部海货。饮食街上的小店并没有水产柜,顾客直接到市场买好海鲜后自己拎到店里,由店家加工成菜,收取加工费。这里的海鲜因为放置了一天,新鲜度略逊,成色也一般,但胜在便宜。买海鲜的费用与加工费合在一起,仍然只到海鲜排档同类产品价格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三个市场的规模并不一样。本地记者告诉我,大多数游客都去了海鲜排档;加工店尽管价廉物美气氛好,来就餐的也仍然以外地人居多,只不过都是熟门熟路的外地人,包括海南本岛的游客;本地人通常在码头和市场买海鲜回家,自己做菜。几位老年游客被问起时,一致说“没感觉到宰客”。他们长居三亚过冬,时间最短的也呆了两个月以上,每天买菜回家做,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其中一位姓蔡的来自哈尔滨的老人,最近刚在酒楼吃了顿七百多的午饭,说起价钱很心疼,“不过这也说不上宰客,毕竟明码实价在那儿标着,要标五块收十块这种才叫坑人。”三亚市物价局的副调研员陈金波告诉记者,三亚对海鲜价格的整治行动并不包括酒楼,“目前也没考虑把它包括进去,因为从全国来看,对酒楼这块儿的价格都是放开的。”遍布全市的一百多个海鲜排档,才是重点注意对象。三亚市物价局官网每天更新一份名为“三亚市海鲜排档的海鲜品社会平均批发参考价格和最高销售价格”的表单,其中限定了每种海鲜当天在排档所能销售的最高价。“我们有个监测组,每天到鸿港市场和第一市场去调查社会平均批发参考价,完了回来在网上发布,然后按差价率算出今天的最高价,通知海鲜排档不得超过,但可以在线下作价。”陈金波说。物价局2012年为海鲜产品规定的差价率是鱼类190%,螺贝类160%,虾类90%,蟹类90%。这意味着市场上卖10元一斤的鱼,排档最高售价是29元,考虑到进货差价10%的浮动,实际最高价格是31.9元。物价局以每天抽查一家、考核七家的“7+1”模式,检查有无违反规定的漏网之鱼。“管价格的目的,不是不让他们赚钱,而是防止牟取暴利,特别是前两年出现价格上万的海鲜之后。”陈金波说,“我们希望这个市场,如果未来建立起诚信,慢慢做到投诉很少了,你就不用再管它。自然调节的事情,政府没必要干预。”1 2 3上一页下一页
“低门槛”导致“高消费”天价海鲜宰客事件之后,三亚国际旅游岛的信誉受到重创,当地政府屡出重拳治理,诚信守法经营责任状、“9分倒扣违规预警”制度、“一次性死亡”等制度先后出台。依照这些新规,每家海鲜排档和购物点的经营者都必须与工商部门签订责任状,一旦有媒体曝光其欺客宰客行为,不论事件是否属实,都需马上停业听候处理;如果在日常检查中被扣分达到9分,也需停业,严重的甚至吊销营业执照;被查实欺客宰客行为严重的,直接吊销执照,“一次性死亡”。宰客行为的风险已经被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执法力度的投入也是如此。依内部要求,工商局全局逢黄金周、小长假均不放假,“一人一店”盯守排档、购物点和旅游景点,平日巡查的强度和级别也均有提高。对“宰客门”事件两个肇事者的查处,尤其显得有现实紧迫性。记者拿到的内部汇报文件显示,1月29日三亚工商局得知了微博上流传的第一桩宰客事件,当天中午,富林渔村海鲜排档就已被要求自行停业。然而,不论是从富林渔村封存的销售凭证与菜单,还是员工与附近值勤人员的证词,甚至其他类似海鲜排档的台账里,均查不到与原始微博相印证的任何信息。无奈之下,富林渔村最后被以“在经营中使用实际上不存在的海鲜品名”为由吊销营业执照。官方期望此事后舆论偃旗息鼓,微博的始发者罗迪则在给《新京报》记者的短信里说,官方与媒体“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全方位打造三亚国际旅游岛的品牌,而不是抓住个案不放”。“政府的做法能起一定作用,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就此评价,“海南岛的旅游状况一直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缩影,一开始问题就不少,过去的零团费、负团费都是从海南开始的,而三亚又是海南第一个热门旅游景点。”从北京来旅游的宫老先生是三亚常客,对此感触良深。“比起五六年前,现在真是已经好多了。那时候你逛地摊儿,没看中的东西不能问价,问了价你就非买不可,不买走着瞧。三亚确实是在进步。”然而这并不代表游客已经满意。对三亚旅游质量的抱怨实际上遍及各个层面,从导游到物价,从交通到吃住,而“天价海鲜”只不过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引爆点,让去没去过三亚的人都能一眼看出“三亚旅游市场有问题”。向游客调查他们被宰的经历,记者收获了形形色色的抱怨:公交车司机乱报票价,随意甩站;渔港市场的小贩一听你是外地人口音,不仅报价虚高还短斤少两;路上没有便利超市;三亚有大量老年游客,公共场所却缺乏老人用设施……宫老先生上次离开三亚时在出关口买了四十斤水果托运,到了北京下飞机一称,实际不足二十斤,“短秤加鱼目混珠加缩水”。他说:“价格高没什么,现在是自由市场,这不能一条线卡死,但不能忍受缺斤短两。”身在三亚短短几日,记者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以游客身份而言不能称之为愉快的体验。对于这颗南海明珠上二十余万城区人口而言,仅春节七天就高达五十余万人次的游客群也许是一项过于沉重的负担,在双方的生活中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亚官员对我说,三亚面临的问题是“成长的烦恼”:今天解决了这个问题,明天就会出现另一个。 “三亚的根本问题在定位。”王衍用说。他认为三亚与娜娜提草原、九寨沟、阿尔山等地相似,属于中高端景区,开发时应当保护先行,而不是变成“每个人都来一日游”的地方。这样不仅交通压力极大,而且由于对稀缺资源的争抢,容易出现欺客宰客。“人是最大的破坏者,这么纯净的地方不能去这么多人。”王衍用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景区限流、提高价位、延长开放时段实现对客流量的控制,同时通过对就业人员的培训和规范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景区档次,吸引更高端的消费者。对政府而言,这样实际上能实现更高的财税收入。“这些事必须靠政府来做,全部交给市场是不可能的。”王衍用说,“目的并非排斥穷人,而是保护自然环境,我们不能继续走这种‘拿一喇叭,带一小帽,拉一团旅客’的模式。”1 2 3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两年前,吴喜莲走失。一周后,遭遇车祸,被拉到郓城县医院,未得到治疗。她躺在医院的院内约6天后,4名医院人员开车帮她找家,未果,将她放在敬老院附近。吴次日死亡。2012年3月9日。吴喜莲的大女儿刘秀格捧着母亲的遗像。当年吴喜莲走失后,家人曾四处寻找。本报记者 张寒 摄两年前走失后经历车祸,在医院一周未得治疗,后被送走放至敬老院附近死亡;医院院长等多人受处理吴喜莲山东鄄城县彭楼镇刘楼村村民。生有六个孩子。种地为生。她的命运,后来与郓城县医院纠缠到了一起。目前,该医院4人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起诉,尚未判决。被“过失致死”的,便是吴喜莲。两年前,吴喜莲走失。一周后,遭遇车祸,被拉到郓城县医院,未得到治疗。她躺在医院的院内约6天后,4名医院人员开车帮她找家,未果,将她放在敬老院附近。吴次日死亡。事件发生后,医院院长和两名副院长被党内处分,急诊科副主任被撤职。吴喜莲一生没有出过远门。在山东鄄城县刘楼村,她养大了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她人生的最后时刻,离开了刘楼。半个月内,她的生命在不同人手中交互传递。过路者、医生、警察、好心人。最终,她却只能独自面对死亡。她有过多次获救的机会。在她的死亡路线图上,任何一个微小的岔路都可能通向不一样的结局。2010年,6月29日,死亡仍然击中了她。时隔近两年,她仍躺在郓城县人民医院的太平间里。她的家人在等待着与她死亡有关的判决。走失的老人家人在当晚11点开始了寻找。往西的方向,不断打听到有人见过这个老人2010年6月13日,正是麦收季节。吴喜莲,67岁,胆小,不爱和人说话,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拿村里人的话来说,精神有点问题,但不耽误干活。女儿刘秀格觉得,母亲精神时好时坏。“人实性,别人觉得是傻”。吴喜莲一辈子最惦记的是地里的活。13日上午,她割完了地里剩的最后一点麦子。中午吃完饭,“我去驮麦子”。平时她会和老伴一起下地,这一次,她独自蹬着脚踏三轮车出门。出门北行一里地再向西,是吴喜莲家的麦子地。“那是她第一次自己骑三轮车。”刘秀格推断,老人骑三轮车不熟练,慌慌张张迷了路。她驮了麦子,本应该向东然后向南回家,她直接拐到了西边。家越来越远了。有人曾在西边村庄遇到吴喜莲,跟她打招呼。吴喜莲嗯了一声,蹬着三轮车埋头向前,“蹬蹬停停”,一直向北。车胎看着快没气了。吴喜莲家人在当晚11点开始了寻找。往西的方向,不断打听到有人见过这个老人。鄄城和郓城交界处的一个村庄,有人告诉刘秀格,有流浪来的一个老太太,在村里呆了一天,跟在别人后面帮忙摊麦子。别人问她往哪里去,她不说话。之后,老人再无消息。吴喜莲一家的悬赏从1000元涨到了5000元,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他们在菏泽、鄄城、郓城、相邻的河南濮阳的电视台都做了寻人广告。老人从鄄城消失了。急诊室的故事医生进行简单检查后,给吴喜莲喂服了两粒头孢氨卡,之后未再详细检查7天后,老人出现在距离鄄城几十公里的郓城丁里长镇。没有三轮车,一个人躺在公路边的沟里。郓城诚信医院开救护车的司机王利,看到了老人,“面部有一点血迹”。王利拨打了120。他说自己救护车上有别的病人。郓城县人民医院120司机王桂兵和医生董保亚,上午10点40分接到了120调度室的电话,丁里长南有一外伤。到了现场,董保亚看到吴喜莲坐在公路边,有人给了她水和包子。董保亚初步检查,发现吴喜莲神志恍惚,“无明显外伤”。他们把老人拉回了医院。这是一套固定程序。两人将吴喜莲送到观察室,与急诊医生进行交接。侯士云,郓城县急诊科副主任,当天,他接下了这个病人。根据他后来回答警方的笔录,他进行了简单检查:面部有青紫,四肢无骨折,能站立,坐卧。他给吴喜莲喂服了两粒头孢氨卡后,再未详细检查。按急诊室其他人的证词,这是吴喜莲得到的唯一一次检查。实际上,这位67岁的老人,当时骨盆骨折,结肠坏死。侯士云没有做任何书面记录。无接诊记录、药品使用记录和检查记录。“凭什么认为我接了这个病人?记录呢?”3月12日,侯士云这样反问记者。在观察室里,清洁工李桂菊曾看到老人躺在病床上。“小便就尿在床上,整个观察室被弄得臭烘烘”。被称为无明显外伤的老人,曾在病房脱下裤子,李桂菊看到,她身上大片大片淤痕。侯士云交班时,跟医生石玉芝提了一句,“急诊观察室躺着一个精神病”。“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我不知道这名精神病是病人。”石玉芝没再次做检查。2010年6月21日,吴喜莲的存在再一次引起注意。有病号向急诊科主任李长殿反映,吴喜莲将病房弄得很脏。李长殿给保卫科长打电话,没人接。事情就此搁下。6月22日,李长殿再见到吴喜莲,她躺在急诊室门外西侧的一个提款机旁边。李桂菊称,当天早上6点,她看到吴喜莲走到了急诊室的椅子上,没穿鞋,她回病房拿鞋给吴穿上。“她拿出几块钱让我给她买饭。我说你去门口买吧。”李桂菊是唯一一个称见到吴喜莲自己走出急诊室的人。她称,吴喜莲扶着走廊南墙一步步往外走,她看老人走路不稳,搀着到了急诊科门外。距离急诊室约20米,有个提款机,提款机的台阶刚好够躺一个人。吴喜莲躺在了台阶上。没有人看到她再站起来过。她保持着半躺半坐的姿势,一直到6月28日。弄走她?笔录显示,急诊科主任给保卫科长打电话,希望把老人送走。分管副院长指示,用车送走吴喜莲躺的地方,是急诊科和保卫科的必经之路。天热,她身上满是苍蝇。“臊气得很。”保卫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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